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落幕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再次印发郭沫若著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为什么这本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材料，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重视？
因为西柏坡时期，毛泽东注意到共产党人面临与明末历史某些相似之处。
305年前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金戈铁马、血战疆场18年，于1644年进了北京，但进城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“纷纷然，昏昏然”，队伍很快腐化起来，结果仅仅42天，就丢掉政权退出了北京。
305年之后，共产党人走过了28年的艰苦历程，也要进驻同一座都城，同样面临进城后的执政考验。李自成失败了，共产党能不能坐稳来之不易的江山？
要害是因骄而败。那么，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，如何不使胜利冲昏头脑，防止李自成式的失败？必须力戒骄傲。
为此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综合诊疗的办法，打出来一套“组合拳”。
首先是让人们来不及骄傲。用新的任务和目标警醒大家，让所有革命队伍的人时刻紧张起来，没有机会松懈和停顿，来不及骄傲。
在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月会议上，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，“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，这是铲地基，花了30年。但是起房子，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。”他说，“打完一仗之后，要立即提出新的任务，这样他就不骄傲了，否则就会停止前进。”
在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，“要提出新任务，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！”
其次是强化居安思危意识。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，争取最好的结果，这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思想的一贯主张和做法。越是胜利的时候，越是要居安思危，做好遇到重大困难和挫折的精神准备，把胜利建立在克服各种困难基础之上。
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上，毛泽东指出，困难也要充分估计，好有精神准备。一是大战爆发；二是天灾，即“七大说过，大旱三年，赤地千里”；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，战争延长，明年打不过长江去，只能在江北打；四是李宗仁、李济深出来组阁，另成立政府，搞个曲折。
胜利到来之时，中共领袖也一直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，要居安思危。
新中国筹建时，在讨论确定国歌时，著名爱国人士、基督徒刘良模、知名画家徐悲鸿等人推荐田汉作词、聂耳谱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但有的代表认为，新中国已经成立了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的歌词已经过时了，建议重新填词。
周恩来不同意改，他认为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话永远要用，“因为我们中国越强大，帝国主义越恨，所以一直保持忧患意识”。毛泽东也不同意。他说，过时了吗？我看没有，新中国虽然成立了，但帝国主义国家还在封锁我们，我们不能高枕无忧，还是要居安思危。
这样，在革命胜利前夕，中共中央把力戒骄傲问题，与党的事业能不能继续前进、新中国能不能长治久安，紧密联系在一起，给全党敲响了洪亮的警钟。